（产业解读）大运河产业文化的深度解析

德国哲学家斯宾格勒曾说：“世界历史，即是城市的历史。”大运河的历史就是一部运河城市发展史。作为独特的河流文明谱系，运河文明的精华集中于两岸的城市或中心城区，又以城市为中心枢纽而延伸到古代中国文明肌体的末梢与细部。沿运河水陆网络在广阔空间上扩展开去的城市与乡村，在社会结构、生活习俗、道德信仰以及人的气质与性格上，无不打上了深深的“运河”烙印，是运河文明“基因”的再现与物化。


 

运河文化发展历史

中国大运河自开凿以来，大体可划分为三段发展历史：

Ø 邗沟(春秋至隋朝)

Ø 隋唐大运河(隋朝至元朝初年)

Ø 京杭大运河(元朝至清朝末年)

春秋时期，各诸侯国间战争频繁。吴王夫差一心想北上伐齐、称霸中原。但伐齐远征需解决军粮和辎重的运输问题，靠陆运劳力甚巨且道路不畅，而吴国的优势是水军和先进的开河、造船、航运技术。

当时长江与淮河之间并无水路可通，只有走海路，风狂浪急，风险颇大。 公元前486年，吴国利用长江与淮河之间湖泊密布的自然条件，就地度量，局部开挖，把几个湖泊连接起来，从此长江与淮河贯通。该运河以南端的古邗城为起点，因此称为“邗沟”。

邗沟的开凿，是有史记载的中国大运河最早开凿的河段，被认为是中国大运河的开端。扬州、淮安两座历史文化名城因邗沟的开凿而诞生。

邗沟也是淮扬运河的前身，此后一直是中国大运河的重要组成部分，至今仍为水运要道。与此同时，浙东运河的前身——山阴故水道也基本形成，可以说是我国历史上兴建年代最早，并且至今依然保存较好的人工运河之一。

隋王朝在天下统一后即做出了贯通南北运河的决定，动机已超越了军事目的，此时天下已统一。隋开运河有经济方面的动机。中国古代很长时期内，经济重心一直在黄河流域，北方的经济比南方进步。

但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四百多年的混乱使北方经济受到严重的冲击，与此相比，南方经济获得迅猛发展，成为全国经济重心。隋统一全国后，格外重视这个地区，但隋定都长安，其政治中心不能伴随经济重心的发展变化南移。因此，国家需要加强对南方的管理，长安需要与富庶经济区联系，需要南方粮食物资供应北方，不论是中央朝廷还是官僚贵族或是北方边境。同时，长时期的分裂阻断社会南北经济的交流，而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经济的发展到这一时期已迫切要求南北经济加强联系。

公元605年，隋炀帝征发百万民工，修造通济渠。同年又改造邗沟，称山阳渎。608年，又征发黄河以北民工百万开凿永济渠。610年沟通长江河。至此，开凿大运河的工程完成，隋唐大运河由此基本形成。唐朝时，对运河作过一些修整。如于公元742年在三门峡以东，人们在岩石中曾开凿一条渠道，为“天宝河”。

隋炀帝开凿大运河的条件：

①南朝以来，江南经济地位不断提高，而隋朝政治中心在北方。因此，开通运河势在必行;

②隋朝完成统一，社会秩序逐步稳定;

③社会经济得到初步恢复和发展，为大运河开凿创造了物质条件;

④中央集权加强，能够组织大规模人力和物力进行开凿。

隋炀帝开凿大运河的主观动机：

①加强南北交通，巩固对全国的统治;

②加强对江南地区的经济建设;

③对江南产生粮食的漕运;

由于在隋朝之前，江南经济已赶上北方，那么，隋朝开凿运河与江南经济地位的提高是有关系的。

隋炀帝开凿大运河的客观效果：

①运河的开通产生了久远而积极的影响。它为以后的历代所用，成为南北交通的大动脉，促进了南北经济文化的交流，泽被至今;对巩固统一和社会经济的发展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②开凿运河必然带来沉重的徭役负担，导致阶级矛盾激化，这也是隋朝暴政的内容之一;同时，隋炀帝利用大运河，组织到江南巡游，也进一步加剧了当时的阶级矛盾，成为隋亡的原因之一。

隋唐大运河造就了沿线城市的繁荣，扬州、苏州、杭州、楚州(今淮安)、泗州(今江苏盱眙境内)都是繁盛一时的商业城市。浙东运河在这一时期也有所发展，凭借经余姚、曹娥把宁波与杭州联系起来的水路及浙东运河，宁波实际上成了大运河的南端终点。两宋时期浙东运河为国家级主航道。

由于元朝以前，中国的行政中心长期位于洛阳、开封，因此江南漕运要运送到北方，需绕道河南。元朝至元18年(1218年)，忽必烈决定对运河裁弯取直，下令开凿济州河，后再开会通河与通惠河，运河从此由江苏淮安经宿迁、徐州直上山东抵达北京。至此，诞生了现今意义上的京杭大运河。

明清两代，中央政府高度重视运河漕运，设置漕运总督和河道总督，分别掌管运河漕运管理和运河水利管理。运河沿线的城市也因漕运而繁荣，北方的天津、德州、沧州、临清等城市迅速发展起来，东南地区的淮安、扬州、苏州、杭州也成为繁华的都市，并称运河沿线“四大都市”、“东南四都”。 浙东运河在明清时也同期繁荣。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前后朝廷制作了大运河全图，第二部分绘制的是从绍兴府经杭州直至京城的大运河，详细反映了运河沿途各府县周边水道、湖泊、山川、河流间沟通关联济运情形，足证浙东运河为中国大运河南起始端。

运河文明史是运河城市发展史

作为独特的河流文明谱系，运河文明的精华集中于两岸的城市或中心城区，又以城市为中心枢纽而延伸到古代中国文明肌体的末梢与细部。

如《析津志》所述：“江南直沽海道来自通州者，多于城外居住，趋之者如归。又漕运岁储，多所交易，居民殷实。”

经济的发展必然带动以商业为主要标志之一的城市化进程，所以每年3月，东岳庙一带才会出现“道涂买卖，诸般花果、饼食、酒饭、香纸填塞街道”的城市景观。

对于运河城市，它们或是由于运河开通而直接完成了自身的“城市化进程”，从默默无闻的农村或普通市镇发展为具有相当规模或中心意义的大城市。如山东临清，就是由于大运河的开通，把它一个叫“鳌头矶”的水洲改变为一个重要的运输与物流中心，同时也使临清一跃发展为“绅士商民近百万口”的明清中心城市。清人贺王昌在诗中曾说它“舟车辐辏说新城，古首繁华压两京”(《题清源》其二)，这并不是诗人的想象，在明清时期，临清是华北最大的棉布、绸缎和粮食等商品集散和贸易中心。在明代经临清转销的布匹和纺织品每年至少在一二百万匹以上，在清代每年经由这里交易的粮食则达到500万石至100万石。以乾隆年间为例，临清城内粮食市场有六七处，粮铺多达百余家。又如唐宋时期的常州，当时江南运河西自朝京门外广济桥入城，经西水门出东水门后穿城而过，使常州获得“三吴襟带之帮，百越舟车之余”的声誉。如著名古建专家罗哲文先生说：“如果没有这条运河，北京城可能就修不起来了。”故宫太和殿的龙柱、铺地的金砖等，也包括城市建设需要的大量木材与石料等，都是通过运河运来的。此外，100年来，北京人吃的大米都是由运河运来的。

许多城市的命运与大运河的兴衰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以扬州为例，在京杭大运河走向繁盛的唐代，扬州是一座举世闻名的大都市，商贾云集，店铺栉比，各种货物从高档的珠宝绫罗到日常生活用品，精美华丽，应有尽有。无论是白天还是夜晚，扬州的生活总是沉浸在一派热闹、繁华、喧腾的气氛之中。真正使扬州命运发生逆转的，是另一种现代交通系统取代了大运河。如现代作家郁达夫所说：“铁路开后，扬州就一落千丈，萧条到了极点。从前的运使、河督之类，现在也已经驻上了别处;殷实商户、巨富乡绅，自然也分迁到上海或天津等洋大人的保护之区，故而目下的扬州只剩下了一个历史上的剥制的虚壳，内容便什么也没有了。”

运河城市代表了经济型城市的发展模式与经验

西方城市社会学家认为城市起源于防卫的需要，在《墨子·七患》中也有“城者，所以自守也”的记载，人们普遍认为汉语中“城”的本义是城垣，主要功能也是防卫，因而防卫功能也是中国古代城市发生的重要原因与基本内涵。在中国最具代表性的无疑是万里长城，它的功能即“自守”，是中国一个最大的城垣。与之相对大运河的主要功能则可以称之为“市”，它的基本功能是“买卖所之也”(《说文解字》)，是“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易·系辞下》)。与“城”因防卫需要而倾向于封闭不同，“市”的功能在于推动内部的循环与交流，这在客观上有助于使中国社会因为更广泛的交流而成为一个内在联系更加密切的有机体。

强大的交流功能集中体现在运河城市身上，在表层是实用性的交通、物流、商贸等，而在深层则直接建构了城市的存在方式与运行机制，形成了不同于“政治型”的“经济型”城市模式。

这两者的区别在于：政治型城市的首要功能是如何聚敛与控制社会生活资料与物质财富。为了更有效地强化统治的物质基础与社会秩序，传统政治中心一般会自觉不自觉地限制、压迫其他城市的规模与实力，如朱元璋就用力压制中古时期最富裕、城市化程度最高和最先进的经济文化中心苏州。而经济城市的基本功能是扩大生产规模、贪婪地占有自然资源、人力资源以便创造出更多的物质财富，与它最突出的城市性格是一种“永无休止”的浮士德精神。

如果说政治型城市趋向封闭，对中国社会的稳定起到重要作用，那么经济型城市则倾向交流，是一个社会具有活力与创造性的集中体现。在泛政治化的中国古代城市中，运河城市代表了经济型城市的中国模式与经验。如同有机体一样，社会的发展也需要不断地扩大交流，依赖河流文明而出现的运河城市，在这一点上有其他城市不能比拟的巨大区位优势，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由于中国古代农业文明总体上“喜静不喜动”，容易走向自闭与僵化，因而在运河两岸出现的这些活力充沛的城市，对中国古代社会的自我更新与可持续发展，其功劳怎样评价都不为过。

独具中国特色的“大运河文化带”

中国大运河特指隋唐大运河、京杭大运河和浙东运河，是三段运河的合称。中国大运河与万里长城一直被视为中华文明的伟大标志性工程。作为世界上开凿最早、至今仍在延续使用的活态遗产，中国大运河曾被列入《国际运河古迹名录》，被视为世界水利工程史上的里程碑。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大运河迎来了两个重要节点，推动大运河遗产保护、传承和利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一是2014年6月22日，中国大运河被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从此，中国大运河拥有世界文化遗产的身份，并丰富了世界文化遗产宝库，成为中国遗产“走出去”的标志性品牌。

二是2017年6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就大运河文化带做出了重要批示，标志着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拉开了序幕，大运河文化带有望成为国家发展战略，引起了政界、学界和民间的广泛关注。

如果说中国大运河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是世界级身份的最终确认，那么，大运河文化带则是以中国方案馈赠给世界最好的礼物。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将是我国第一条以文化建设为主要指向的带状发展战略，这一发展战略实施的背景、性质、规模、路径和影响等不同于传统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带发展战略。

所谓大运河文化带即以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为指导，以运河水工遗存、附属设施和相关遗存为基础，以运河物质遗产和非物质遗产为主要对象，以运河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为主要载体的带状功能区域。

运河产业下城镇体系建设的重要载体

因漕运而生的千年运河曾催生了一大批运河城镇，运河和城镇自古构成了“命运共同体”。而当今运河文化带作为文化建设的重要载体，必将和运河古城镇及其地域文化建设紧密结合，为运河城镇建设带来了一次历史性的机遇，各具特色的城镇体系将会得到进一步的优化。例如淮扬运河淮安段从春秋时期的邗沟，到1949年后所开的最后一条运河——里运河淮安绕城段，共14条人工运河见证了大运河各个历史时期的变迁过程，山阳(淮安)、淮阴、清河、清江浦等城镇因运河而兴起，如交通要津清江浦南船北马在此交换，先后繁荣600多年。

一是文化体制改革的制度创新将成为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依托和抓手;

二是主动融入“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等“三大战略”和区域发展新格局，将为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导航定向;

三是文化与科技、信息、旅游、体育、金融等产业的“1+5”融合，将全面变革大运河文化带形态;

四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地方文化基因为根脉，将培育大运河文化精品创作生产体系;

五是健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法律体系，将提高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立法层次;

六是全方位接轨世界运河文化规则，将是中国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必然选择;

七是第三方评估和政府购买服务对接，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新型智库作用将愈发凸显;

八是以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为宗旨，将构建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长效机制。

搭建大运河文化国际化交流平台

通过深入挖掘大运河历史，系统构建大运河文化研究生态，全面整合大运河文化资源，逐步形成历史文脉深厚、资源边界清晰、思想理论成熟、研究成果丰硕、发展方向明确的大运河文化研究体系。

以“大运河文化研究会”为理论阵地，逐渐完善“大运河文化学”的思想建设、理论建设、系列课题建设，实现大运河文化研究的新跨越。积极组织和联络全社会的大运河文化研究机构和知名专家，组织和培养一批学养深厚、年富力强的研究人员参与到大运河文化研究会中，通过深入调研、认真梳理、科学总结、系统归纳，形成对于大运河文化已知领域的新探索，未知领域的新开掘。全面厘清大运河的文化脉络、文化精髓和基因谱系。